——李强和他的《乡村八记》

科技日报 2005-5-24 第七版 教育观察

    一篇社会调查引发强烈震撼 

    2005年4月3日，一篇题为《二姨家的年收支明细账》的大学生社会调查，以半个版篇幅在人民日报5版显著位置刊出，引起社会关注。 

    在这篇文风朴实的文章中，作者对二姨家的年收支明细账进行了分析，结果大吃一惊：二姨家辛劳一年，竟然入不敷出！二姨家的收入情况在村子里算比较好的，她家的工商业收入已经占到全年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村里大部分人家是以农业为主，相当多的农民家庭的收支状况很不乐观。 

   人民日报“编者的话”说，这里披露的是我国中部地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财政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了我国大多数农民以怎样的状态努力地劳动和生活着。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日渐光明，却并不平坦。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的身份和调查方式。“编者的话”特别说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他利用春节假期，回家乡调查，形成了长篇调查报告，我们节选了其中最平实、精彩的一部分。拿到厚厚一摞文稿，我们受感动的，不只是这些文字，更难得的是，学子对土地、对父老乡亲那份厚重的情义。” 

    敏感的新闻鼻对这篇报道迅速作出反应，一些新闻媒体先后转载；有些高校把它列为优秀新闻作品；统计工作者赞赏作者“小处着眼”的调查方法；社会学者关注他深入调查的作风和讲真情实话的勇气；一位网民从作者的“二姨账”联想到自己的“父亲账”，称父亲多年积攒下来的几十个账本的背后“是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肯干精神、是父亲精打细算的持家辛劳、更是父亲人生心路的历历再现”……一时间，《二姨家的年收支明细账》形成了一轮舆论冲击波。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李强，一个朴实憨厚的山西学子。《二姨家的年收支明细账》节选自他的乡村调查《乡村八记》，原作共有三万五千字。事实上，在人民日报刊登李强文章之前，他的《乡村八记》已在老师和同学中间广为流传，并引发了许多人心中的共鸣和震撼。 

    李强的指导老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教授看到这篇社会调查之后，非常激动，马上把它介绍给新闻界前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范老读后也“激动得不得了”，这位有广泛影响的老报人专门撰文推介说：“我怀着惊异的心情，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李强同学这篇农村调查报告，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一位在校学习的大二学生，能够利用短短的假期，如此深入地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写出这样一篇客观、深刻、翔实、生动地反映当前农村现状的报告，令人振奋，也令人深思。” 

    学院把《乡村八记》印刷成册，正式推荐给全体师生做学习参考材料；请李强为全院师生作汇报讲座，重点讲新闻与传播教学如何更紧密地结合实际；更多的同学通过学院内部网阅读了这篇乡村调查。尽管《乡村八记》在内部网只挂了几天，但却好评如潮。大家说，看了李强的乡村调查，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差距。他那么深入，见解深刻，而我们参加社会实践的时候，却只是找些有意思的故事，显得很肤浅…… 

    震撼力之源在于“实事求是” 

    一篇大学生社会调查，何以引起广泛关注？其震撼人心的魅力何在？让我们听一听作者在《后记》中吐露的心声： 

    “在写这篇调查报告（或曰乡村实录）时，我总是带着一种极其饱满的感情，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始终占据着我的大脑，而眼前也总是呈现着一幅画面：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乡村世界的形象———一个被主流话语权逐渐边缘化的角落。它太需要人们去关注了，因为它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事实上、物质上的主体。没有它的现代化，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将永远是观念上的现代化，一种局部的现代化。” 

    李强出生在山西太原，小时跟随父母在农村长大。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幸运儿，这位清华学子对农村教育的关注渗透在字里行间。他关注二姨家的教育支出，关注村里的小学和县里的重点中学，和退休教师和村支书谈教育状况。他说，“对于出身农家的子弟，若想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读书上大学可谓是唯一的出路，但教育的成本之高已使一部分农家子弟望而却步，使大部分农家不堪重负。”在二姨家的年收支明细账中，2004年的总收入是14866.5元，总支出是15785.26元，全年结余是负数：898.76元，其中教育支出高达8200元，占全年总支出的一半以上。李强不止一次地发出疑问：“村民往往寄希望于教育脱贫，但教育往往又成为致贫的主要原因，投资教育对村民来说近似一种赌博。这个悖论向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上学究竟要花多少钱？这个钱究竟应该谁来出？” 

    他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而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使其行为方式、意识形态向现代化转轨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我们在每天喊口号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教育的目的。办教育需要钱，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毕竟教育是一项没有钱都要办的事业，教育不为赢利。 

    李强关注农村奔小康的出路和途径。就像马克思研究商品经济从货币开始一样，他从二姨家的13亩耕地（10亩承包地，3亩自垦地）开始考察，玉米收入，黄豆收入，万寿菊收入，副业收入，工商业收入等等，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在农村，各家各户如果单从土地想办法（主要指传统种植业），那么收入差距是不会拉开很大的。要想较大幅度地提高收入，那么从事工商业，使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由农业向非农方向转移，应该是一条出路。但从事工商业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方面需要经营者具备一定的头脑和素质，更重要的是，附近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制约着农民是否能够大规模地通过工商业致富，这恐怕是村里大部分人家以农为主、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 

    李强说，其实单从土地上想办法，收入也是可以提高的。万寿菊是一种制造色素的农作物，其亩产收入是玉米的8倍，黄豆的11倍多，若大规模种植，增收是没有问题的。但村里种得最多的一户也只有3亩，远远形不成规模效益。 

    李强问原因，姨父说，万寿菊虽然收入很高，但是种植、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太麻烦…… 

?  李强问，为何不把各种植户组织起来，全村行动，进行大规模种植，集中管理，集中采摘销售，既提高了效率，又形成了规模效益？ 

    姨父说，各户都是各顾各的，没人出来张罗这事。而且收入一旦分配不公，这种组织极易解体。 

    李强慨叹，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使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自由了，但传统的自主经营的小农经济及其意识在农村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分田单干之后，这种意识更加强烈。中国的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家庭利益、亲友关系构建了他们的习惯行为方式，他们缺乏平等协商的意识，无法通过合作组织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意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他得出结论：“市场经济这股潮流似乎仅仅停留在乡村的上空，而没有真正波及到这个有着五千年农耕文化的核心———传统的小农经济下农民的处事方式及意识形态。我想，中国的现代化，恐怕要从农民思想的现代化而始。” 

    李强关注农村改革和基层组织建设。他走访县城企业，调研青椒产业，了解农民负担和干群关系，和颇有见地的乡党委书记畅谈乡政建设。有一点引起了他的注意：就是乡里好多重大举措都发生在2004年。乡党委书记解释说，2003年实行了费改税，乡政府没了收入，如果不自谋出路，就无法生存下去。 

    他得出结论：这场浩浩荡荡的税费改革，的的确确抓住了现今乡村的一个关键症结，它不仅仅直接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而且间接地促使基层政府由不作为转向作为，使得乡村经济得到主动的、自觉的发展，从而使农民获益，正所谓政策推动转变。 

    一位读者以《何时让“二姨”们不再期盼？》为题评述说，李强的文章较许多“欢欣鼓舞”的报道要低调得多。然而“这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尽管当前多数农民的生活状况大有好转，但“温饱型”仍为主流。 

   大学生怎样进行社会实践 

    4月下旬，记者来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大学生怎样进行社会实践和李强面对面交谈。 

    谈起这次乡村调查的初衷，李强说，我的指导老师李彬教授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向我们开列了100种必读书目。许多中外名篇如《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著作选读》、《万历十五年》、《乡土中国》、《黄河边的中国》、《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范长江新闻文集》、《穆青传》、《混沌：开创新科学》等都脍炙人口。 

    他说，上学期读了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以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还参与了校三农学会的讨论，对于三农问题有了一些了解。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曹锦清先生赴河南农村考察，写出《黄河边的中国》已经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如今乡村又有什么新变化，需要我们再去进行一番调查。 

    记者问李强为什么选择山西农村作调查对象，他说，这里是我的家乡，各方面都熟悉。一个外人是很难进入乡村社会的。 

    记者问李强乡村调查的方式，他说，许多东西都是从《黄河边的中国》和《乡土中国》中学来的。我想按照“户—村—乡—县”的思路展开调查，可是到了县里就困难了。一是春节临近，县领导很忙；二是我这样一个普通大学生，也难有机会和县领导见面。于是我就借助《沁县志》和《铜鞮之光》等资料，对“纸上的沁县”作考察研究。 

    记者问李强抱着怎样的心态参加社会实践，他说，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首先要摆正身份和心态。现在很容易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以为“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我为你们做了什么”等等，这是很不成熟的，也是很危险的。在中国，最大的国情在农村。大学生对农村的理解，仅限于媒体，了解甚少。自己看，不一样。所以还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才会有帮助。 

    记者问李强最感困惑的是什么？他说，不看不知道，社会现象之复杂，远非我们这些在校学生所能明白。就说教育吧，大家都知道希望工程，在人们的印象中，贫困地区的人上不起学，是因为穷，于是纷纷捐款。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它牵涉到农村教育体制、经费来源和管理、收费制度收多少由谁出，牵涉到农村计划生育、产业结构调整、城乡二元体制变革等等，远非“贫穷”二字和一个“钱”字所能解释。他认为，如何使在校期间的学生能够了解社会，使其不至于在离校踏入社会之时无所适从，实为当今大学教育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记者问李强感触最深的是什么？他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隔阂太大了。乡下人张口闭口“你们城里人”，叫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反过来，城里人张口闭口“你们乡下人”，同样叫乡下人心里不舒服。 

    八天的乡村调查结束了，李强在《乡村八记》的最后写道：大山渐渐远去，村庄渐渐远去，走出革命老区太行山区，穿过当年富商大贾聚集的晋中平原，走进了省会太原，霓红灯似乎已在向我招手。两个小时的车程，近似于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发展史，把我从一个传统的乡村世界带入了灯红酒绿的现代工业社会，我的手机又有了信号，我可以品尝众多的美食，我可以舒舒服服地洗澡……欣喜之余，不免自问：一部从传统乡村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史，仅仅持续两个小时，是不是过快了一些呢？ 

    他说，今年暑假，他还想参加社会实践。这一次要约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去，人多力量大，好好谋划，争取完成更高质量的社会调查。学院有很多同学，也都在谋划着各自的暑期社会实践行动计划